论画者先观气，次观神，而后论其笔之工拙。世固有笔工而神气不全者，未有神气既具而笔犹拙者也。作书既工于用笔，以渐至熟，则神采飞扬，气象超越，不求工而自工矣。神生于笔墨之中，气出于笔墨之外。神可拟议，气不可捉摸，在观者自知之，作者并不得而自知之也。
书必先生而后熟，亦必先熟而后生。始之生者，学力未到，心手相违也。熟而生者，不落蹊径，不随世俗，新意时出，笔底具化工也。故熟非庸俗，生不雕疏。今去汉、魏、晋人数千年矣，人间翻拓既已失其真矣，具眼者一见佳本，便觉触目醒心，恍若对面同时之人，响拓临摹竟不得其仿佛，此则生之说也。故由生入熟易，由熟得生难。书者心画，此扬子云之言也。柳诚悬因有心正笔正之说，宋人遂据以为断案。此似然而实不然也。譬之以木石为人，衣冠坐立描写极似，非不俨然庄肃也，而色笑蹈舞一之不具，即庄肃何取焉？晋人虽称蔑弃礼法，至于作字，实其用意处。张怀瓘评中散草书加右军数等，使非功用精密，何以至此？已不类其为人矣。若概以为简堕使然，则不作可矣。右军在晋最娴经世，颜之推谓其人品最高，惜为书所掩。右军之比中散其人又可知。乃其书则风流蕴藉，翱翔物表。盖法有固然，不必斤斤以心术为校也。世有文章德业晔然名世者，即不事铅椠，举而登之锺、王之列，其孰从而信之？急就为古人绝学，至本朝唯宋仲温以此得名，甚自矜重，秘惜其法，不以语人。今观其书，作意太过，乏古人不尽之味，盖急就中之颠、素也。蔡中郎八分书，平画及波皆极长纵，笔势无复馀剩，其法类世所传曹娥碑，瘗鹤铭实祖之，锺太尉又入以行书流动之趣。盖八分体本简古，故运笔欲得疏畅。急就之法，萌芽于此。既作急就，则已浸淫草书，必须收敛斩截，便易痛快，使有苍然之色，不待倾侧牵引以为奇也。不然，则直作近草可耳。此书家之微旨，辄尽发之。
颠、素并称，自昔已然，不知长史非藏真比也。智永书法承受有绪，藏真从而光大之。圣母之与自叙，体制不同，而各极其分量，盖已超凡入圣矣。长史笔多偏枯，所得古法盖少。今有学藏真而失之者，似从长史门墙中来，为弊非一日矣。学者诚能于篆隶而下，遍观名书，从头一一理会，自然目中如辨黑白。言说虽多，要之无益，故不能画而语画，不能书而评书，皆妄也。
秦程邈始为隶书，今官本所载，米南宫虽指为伪作，然形体实不可废，即今真书也。后汉王次仲始为八分。蔡琰云：割李斯小篆去八分存二分，故名八分。是隶法居十分之八。据此则隶应先出。曹喜、蔡中郎俱后汉人，想其世代相次，一时流传，互相习学，俱师次仲亦不可知。但谓隶是八分之流，真书又与隶不类，则不应斯、籀古篆尚存见闻，而隶法绝无基绪。古人书谱品目悉具，卒无专举正楷为言者，此明隶即真书无疑。要之程邈作隶时，去篆法未尽，八分既出，隶反近之。不若晋、唐以还，一洗篆法，别成堂奥，故昧者相沿不能自决耳。又张怀瓘云：秦王次仲始作八分，非后汉之次仲。则八分固与隶书并出矣。大小二篆生八分，子美盖有据云。
世传右军好鹅，莫知其说。盖作书用笔，其力全凭手腕，鹅之一身，唯项最为圆活，今以手比鹅头，腕作鹅项，则亦高下俯仰，前后左右，无不如意。鹅鸣则昂首，视则侧目，刷羽则随意浅深，眠沙则曲藏怀腋，取此以为腕法而习熟之，虽使右军复生，耳提面命，当不过是。非谑谈也，想当时兴寄偶到，且知音见赏，兼为后世立话柄耳。或者以为昙<石襄>鹅群，羽毛有异，故特好之，何殊说梦耶！
学书最忌近俗，诸体皆然，真书尤甚。徐东海谓大蹙令小，小放令大，疏肥令密，密瘦令疏。此最误后学，书家之罪人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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